北京丰台区南苑乡槐房大队有座很破旧的垃圾场，名叫和义垃圾场。丰台区和大兴县的分界线从和义垃圾场的两座垃圾山中穿行而过。夏天这里臭水横流老鼠满街蚊蝇成堆，冬天则是黄尘蔽日乌鸦满树塑料袋漫天飞舞。窄小的公路两边低矮的平房连成了片，简陋的砖木结构里面七成的居民是外地人。浓妆艳抹的外地女人在当街招揽客人，胆大包天的外地男人在气割来路不明的变压器，成群结队的拾荒者以乡音来划分各自的势力范围。“下海”这个词在这里被赋予了新的含义：沾上了海洛英；解决纠纷，最简单易行的办法是动菜刀；腰囊稍鼓，最好的去处是赌场。
此地没有名人，不出大款，缺少新闻，很少上报纸上电视，是那种典型的城乡结合部。
1999年的11月初，著名的节目主持人杨澜和她的“杨澜工作室”来到槐房，一行人不去工厂也不下农村，却一头扎进了和义垃圾场的垃圾山中，对一个其貌不扬的小个子四川男人发生了兴趣。同年的12月4日，香港凤凰卫视用24分钟播出了杨澜制作的这部专题。
就在杨澜这部垃圾专题片播出后的第三天，英文版《南华早报》的记者奥尼尔循迹寻到了槐房大队，他也在垃圾山里转悠了半天，跟那个小个子的四川男人聊了好一会儿。好刨根问底的奥尼尔最后还直奔那四川人的故乡重庆巴中县，采访了当地的父母官。就在澳门回归的第三天，《南华早报》在第一版用整版篇幅刊登了和义垃圾场和那个四川小个子的文章，并配发了大幅照片，大字标题非常醒目：
从穷小子到富人——北京垃圾王
这个北京垃圾王，就是杜茂献。
当有人指着那个从一辆三轮车上跳下来的小个子男人说“他就是杜茂献”时，我们怎么也想象不出来他是一个“王”———军警绿的呢子大衣大敞着，廉价西服里面是一件手工织的蓝毛衣，一双很旧的皮鞋上积了厚厚的一层土。伸出来的五指上面，见不着一个暴发户通常用来显示身份的金镏子。带路的朋友很亲切地骂了句“瞧你个熊样！”他听后嘿嘿一乐。
去垃圾场的路上，朋友说，前些日子杜茂献被汽车压了，那车轮子就从腿上压过去，腿都折了。没几天，又活蹦乱跳的了。再早，给人打断了三根肋骨，吭都不吭一声。
老远望去，两座垃圾山都有好几十米高，乌鸦、喜鹊和家雀都在上面刨食儿，半山腰，有两个拾荒者在边刨垃圾边抽烟。朋友老远喊过去：“晦，不许抽烟！懂不懂？”岁数大的那个转过身来，“晓得，晓得，大哥。这冬天就没得多大事的。”
朋友对我们解释说，垃圾堆积多日就会产生沼气，主要成分是甲烷，在空气中聚集到一定浓度，遇火就炸。冬天还好一点，一到夏天，垃圾发酵快，甲烷浓度高，垃圾场里的抬荒者经常有被炸伤的。
到得山顶，见有一大群人在弯腰刨着垃圾。这群拾荒者中以女性居多，而且年纪都不大。这些人的身后，扔着一堆被刨出来的东西：酒瓶子，胶底鞋，破塑料盆儿，铁钉和铁丝儿，烂铜片儿。量少得可怜。“半天了才挖出那么一丁点儿。”一个女孩儿说。我们问她：这样一天下来，每人能挣多少钱。“几角钱。”她说。“超不过一元去。”我们又问：就这么点钱，犯得着吗？一个小伙子说：“不干这个，又能干什么呢？”
朋友四下里一望，说那个生了龙凤胎的姓陈的女子没来。他们说她老家来人了。“是老公吗？”“不是，她老公在巴中老家带孩子。”“没出息的家伙！”众人听后便是一阵哄笑。朋友对我们说，那个陈姓女子刚开始到北京来拣垃圾时，她老公骂她下贱、没出息，再穷也不能去拣垃圾。等婆娘一月挣到一千块时，男人也就不说什么了，再加上又给他生了一对龙凤胎，乐得他合不拢嘴，成天“娃儿哎娃儿哎”地逗孩子，任婆娘在北京刨垃圾，自己在老家闲来摸摸牌九，逍遥自在。但要让他也出来拣垃圾，“那是万万不得行的”。气得女人破口大骂：“没出息的龟儿子！”
走出垃圾场，走进一个砖墙围着的空旷大院儿。紧贴北墙根儿盖有一排简易的红砖房。里面住着十几户人家。屋子很小，也就七八个平米，放上一张床后，空地儿就不多了。屋里有灯，没暖气，墙又薄，抵挡不住零下十几度的严寒。好在四川人经冻，又好动，倒也没见有缩头缩脑的。门前有自来水，女人在那里洗衣服、洗床单。
杜茂献已在他的办公室门前站了好一会儿了。
“这些都是你的人？”我们问。
“都是我的老乡。都是巴中的。”他说。
说到杜茂献就不能不提王维平，王维平就是给我们带路的那位朋友。
王维平和共和国同龄，因为出身不好，从小就备受歧视，什么少先队，入团，没有他的份儿，兵团推荐上大学也轮不到他。越是这种境遇，王维平越是不信邪，他自己折腾，先是拉二胡，在文工团里干，后来又上学，分到首都医科大，最后干上了人人羡慕的医生职业。但王维平仍没有满足感。在托福勒的《第三次浪潮》中他找到了方向：按照托氏的预言，人类最终是毁灭在自己创造的文明中。资源短缺、贫富落差大，垃圾包围，如果现在不考虑对策，未来人类就没有出路，发达国家如此，发展中国家也如此。王维平又一次调换自己的职业，但此时他不是换了一个更好的职业，而是到受人歧视的环卫局工作。
为了追求，王维平又自费去日本留学，在早稻田大学专攻垃圾经济学。垃圾经济学是使物质消耗的直线变成可以循环的曲线，使垃圾减少到极限。
四年后王维平重返故里，回到了环卫局，一进门，就把东渡学到的理论广为传播。而杜茂献就是他理论联系实际的一个试点。
“我是有文化的。”杜茂献说，“我上过大学，五七农业大学，农学专业毕业。我读过作物栽培学、土壤肥料学和作物病虫害防治学。学历吗？算个大专吧，县里头发的毕业证书。毕业后就在乡农技站工作，月工资30多块。不多久，我的一个朋友1987年来到北京后给我写了封信，说北京的垃圾里头有好多东西都能卖钱，快来嗄。一起干。1989年的11月份，我就来到了北京。我考察了所有的垃圾转运站和垃圾填埋场，看到了很多有用的东西。垃圾是任何政府都感到头疼的事，要治理好就得先从源头抓起。1998年，我就想注册一个公司，要把垃圾减量化，要规范化经营。你看，这是我们公司的营业执照。”
这间董事长办公室里除了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证外，就再没有别的东西了。没办公桌椅、电话传真，也没有暖气。他让我们到隔壁他的卧室去坐。
卧室里有冰箱有电视。还有一个既能取暖又能做饭的煤炉。很暖和。
王维平到了环卫局，就有位许姓的巴中人经人介绍找到了他。巴中人只有一个要求，能容许他进垃圾山拣垃圾。在他帮助下，巴中人拿到了进山的“通行证”。一年下来，巴中人请他吃饭，酒喝高的时候透露，第一年就赚了一百多万。王维平此时开始正视垃圾。
1990年他东渡日本，这一年杜茂献随许大哥进山，一头扎进垃圾里。数年后，他也和许大哥一样自己管上了一摊。投奔他而来的亲戚、朋友达到了几千人。发展到今天，他们各把一方，一个在城南，一个在城北，成为王维平的两大“根据地”。王维平经常不断地跑垃圾场，有时巴中人也常常往他家跑，他们交流的最多的是垃圾发财。巴中人希望通过王维平的理论，能在更短的时间里挣到更多的钱，王维平希望通过巴中人的业绩证实他的理论可信、可行、可推广。
所以，王维平会真心真意地帮助他们。这日，王维平又来到杜茂献的“家”，对他说：茂献，你们得想些技术含量高的深加工，别做小造纸、小炼油的活了，造成二次污染被罚款就不划算了。杜茂献一脸的沮丧，技术含量高，投资也大，哪有这么多的钱？王维平又骂开了：你小子，如果少沾花惹草，钱也不会这么快就花光了。杜茂献一低头，不好意思地笑了笑。杜茂献被骂了一通，还对人家说，我交了这么多的朋友，只有王大哥对我最好。
杜茂献到了北京。他买了一辆二手的平板车，走街串巷，直奔垃圾桶而去。一个月下来，他居然能赚到五六百块钱。
那会儿，为了省钱，他经常露宿街头。第二年，他把媳妇儿也叫到北京来了。两人相聚的头一晚，就是在丰台大桥下面过的夜。
这些苦，杜茂献都能吃。然而，最叫他受不了的是人们的目光。“都把你当个贼一样地防着。”有些联防和派出所的还专门找你的碴，动不动就逮，逮住就罚款。“没钱？没钱就把你遣送走！”
夫妇二人分工合作，一个管拣，一个管分类，效率明显高了一倍。月收入上升到一千多块。他们在永定路租了间房，六七个平米，月租七八十块钱。
1993年，杜茂献承包了和义垃圾场，他从个人拣垃圾糊口转变到了将垃圾当成一个事业来做了。一个月下来，已经能挣三四万块钱了。手底下有了上千号人。
林子大了，什么鸟都有。
王维平在一份调查报告中写到：
“外地人进京拣垃圾谋生大体始于80年代末，如今已发展到82000多人。其中，四川人约46000人，河南人约17000人，此外，还有其他一些地区的人。从专业分工角度，82000人中有31000人是蹬三轮车沿街收购废品的，这部分人，人均年收人为15000元；从宾馆饭店收泔水和商场收废品的人约为20000人，人均年收入12000元；蹲守垃圾楼（北京已建成762座垃圾楼）或扒居民楼垃圾道拣垃圾的人约21000人，人均年收入10000元以上；散布在城乡结合部，从事废品市场交易的人约10000人。
“他们已形成较完整的拣、运、销、加工一条龙体系。这些人以同乡为纽带，成帮结伙，互相联络。这些人来自偏远贫困地区，既无良好的卫生习惯，更无起码的卫生条件，吃、住生活在垃圾、臭气、蚊蝇、老鼠、病菌之中，传染病发生率可想而知。
“这些人多数没有进京‘三证’，散居在京郊城乡结合部，白天或深夜入城，串街走巷，成群结伙，衣衫不整，影响市容，亦被社会所歧视，法制观念淡薄。心态不正，拣不到就偷，偷不到就抢。有些人经常盗窃污水井盖、绿地护栏等公共设施去卖。
“帮伙内部没有规则，尔虞我诈，欺骗盗窃、窝赃销赃、打架行凶等时有发生，造成严重的社会危害。同时超生超育现象十分严重。据调查，82000多拣垃圾大军中超生现象十分普遍，有两三个孩子，甚至四个孩子的家庭很多，可谓我市‘超生游击队’的主力。”
杜茂献手底下4万多人的分工很细，分成金属组、塑料组、鞋底胶皮组、玻璃组、纸类包装组等等。有些人专门干拆旧房的活，发包人一般也不给他们工钱，拆下来的废砖和旧木料全归他们，他们将碎砖剔净码成垛，连砖带木料卖给农民砌院墙、垒猪圈。
废品经专人集中分选后，金属类运往河北霸县，塑料运往河北文安县，玻璃运往邯郸市的玻璃厂，纸类运往保定造纸厂。
在杜茂献的带动下，重庆的巴中、仪陇两个县有数万人到北京来拣垃圾。挣钱后，他们回家乡盖房子、建工厂。奥尼尔在采访巴中县时，县长告诉他：我们县共有60万人，有20万人在外面拣垃圾，光在北京就有4万。
在王维平的努力下，西城区环卫局将全区69座垃圾楼中的54座居民垃圾楼承包给了茂献垃圾回收利用有限责任公司。如此一来，西城区每年可以节省近500万元。王维平算过一笔帐：如果北京市认真组织发展这一产业，直接经济效益至少可在11．2亿元以上，并最低可解决10万人的就业。他将该产业称之为“第四产业”。
（《北京纪事》第2期宋国强屈遐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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